Notes from an Apocalypse: A Persona

Notes from an Apocalypse: A Persona

Notes from an Apocalypse: A Personal 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Back, Mark O’Connell, Doubleday Books, April 2020, 272 pp
“所有这些无休止的运动与消耗,所有这些饥馑、财富与流量,既神奇又可怕。”在避疫期间阅读马克·奥康奈尔的《末日笔记》的体验充满了后见之明的讽刺。奥康奈尔针对那些面对末世的偏执、预言和“准备”(囤积罐头、清理地下掩体)的调查可以说是十分及时——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的新书已经超越了他所能预见的一切。
在八个篇幅不长的章节中,奥康奈尔先生走访了那些为最恶劣的情况做好准备的个人和社群。他展示了一个被不安的忧虑所困扰的世界(以及被叙述者的心理),他们的忧虑事关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失控,以及,没错,蔓延全球的病毒,所有这些都是被我们这一物种为其推定的发展而进行的不分昼夜的活动所激起的。奥康奈尔援引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的话说:“船舶的发明也造成了沉船的出现。”现在流行病已经重击全世界,这些忧虑已部分被实现。潮流变成了涓流。船由此搁浅。
这本书原本应该代表时代错误,当下却成了应景之作。在它所表述的恐怖与我们突然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步履蹒跚但仍在演变的世界之间,有着一片肥沃的热土。它的成功也证明了作者在文学上的天赋、心理学方面的敏锐性,以及末世冥想历久长青的生命力。这是一本机智、风趣、直白而富有哲理的书。
《末日笔记》并不是一本关于潜在末日场景的入门读物,而是对人类的宏大计划及其可能遭遇的停摆的沉思,其中包含了引人入胜的游记、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研究和总是充满魅力的个人反思。作者在他都柏林的客厅里开始了他的旅程,他心不在焉地在智能手机上滚动着生态遗迹的图像,而他的小儿子则在看动画片。他看到了一头饥饿的北极熊的画面,本意是要震撼观众,但“我的灵魂并未被此粉碎”。奥康奈尔遇到的问题是:对焦虑产生的疲劳。对此他找到的理由是,上一代人的核噩梦至少有叙事的动力。现在,我们面对的则是更缓慢、更阴险的东西。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恐惧甚至不是原创的。末日一直都在附近拐角,从“诸神的黄昏”到《启示录》再到《末路浩劫》。
在美国旅行时,他遇到了不少囤积枪械的生存主义实践者,这些沉迷于宽边墨镜和缩略暗语不可自拔的人。他们大量购买冻干食品,并且使他们的妻子们深感无聊。奥康奈尔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回归某种想象中的美国边疆”的愿望。他意识到,他们“并非由于自己的恐惧而在做准备:他们在为自己的幻想做准备”。这些形象可能更像是稻草人,但作者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承认他认同他们的许多本能。
这种同情心被奥康奈尔先生坚定的(而且不拘泥于教条,这点令人欣慰)社会主义原则所平衡。他对这些捕猎者挂在嘴边的避难所概念中表现出的纯粹的自私性感到震惊。他援引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提议,认为美国人对核战争和城市犯罪的恐惧导致了他们向郊区撤退。在郊外的武装避难掩体里,米德看到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和责任感的退缩在逻辑上的最终结局”。
这种安·兰德风格的观点可以在新西兰发现一个更为宏大的版本,“当代的阿拉拉特山”。新西兰地处偏远,其地理位置可以抵御气候变化的一些更可怕的破坏(甚至似乎还可以说,远离大规模的瘟疫),使它成为了信奉生存主义的亿万富翁的灯塔,他们在那里买下了大片土地。作者考虑了当如今的经济移民在被日复一日地描绘为恶人时,类似于彼得·蒂尔和他在PayPal的前同事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已经在谋划移民火星(新西兰只是权宜之计)计划,这似乎是选择了一个更为奇怪的避难所:那颗行星上的大气比起过热地球上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形都更不适于生存。
奥康奈尔以他的上一本书《成为机器:半机械人、乌托邦主义者、黑客和未来主义者为了解决死亡这个小问题的冒险》(To Be a Machine: Adventures Among Cyborgs, Utopians, Hackers, and the Futurists Solving the Modest Problem of Death, 2017年)中对超人类主义的质询为基础,进一步思考我们对超越的追求——基于当前的物质条件,也为了我们最终的命运。但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让人类走自己的路会如此难以接受呢?”
《成为机器:半机械人、乌托邦主义者、黑客和未来主义者为了解决死亡这个小问题的冒险》
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深具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不从神学层面考虑其意义的话。没有人愿意成为最后一代人类的一员,但人类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资格逃避所有物种的命运?漫步在切尔诺贝利的废土上——现在实际上是欧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使作者得以一瞥一个没有人类存在的世界。在英国与参与“黑暗之山计划”(一个将人类视为“网中一脉”的运动)的社会意识较强的末日准备者们共度一段时日后,这种体会强化了他的感想,我们的希望不在于撤退,而在于社群。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鉴于他刚得到了第二个孩子,奥康奈尔为乐观主义留下了空间。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么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共谋关系。”他的结论是,最好是拥抱未知,把我们的信念寄托在世界上,寄托在他人彼此之上。
从那时之后,理所当然地,理论已经变成了实践。而在全球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中,他的某些乐观主义可能得到了证实。因为在所有的错误行动和虚假信息,以及在各种试图分裂和抵赖的企图中,我们也看到了无数的慷慨行为:前线人员的自我牺牲,科学家们努力寻找疫苗,邻里互助,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尽最大努力进行管理。就连我们的掩体也有了新的外表:隐居突然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
与《末日笔记》中所设想的场景相比,我们目前的危机感觉就像某种彩排。但彩排也有其指导作用。而这次的彩排也可以证明马克·奥康奈尔的这段从宇宙虚无主义到为了生存的奇观的“个人旅程”的价值所在。
(原文发表于2020年4月10日《华尔街日报》,由作者授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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